2022年，北京朝阳，Penny的宠物狗Papi在小区因嗅闻浸泡过剧毒氟乙酸的鸡骨，抢救无效死亡。

  这件事彻底改变了Penny的人生轨迹——她辞去了工作，整日泡在法条和工具书里，联系同小区的11名受害者，一个人为他们写诉状，走诉讼程序。用“西高地papi妈妈”的名字，倔强地推动着案子一步步走上刑事法庭。

  这不是宠物中毒案第一次进入诉讼程序，在此之前，黑龙江牡丹江、内蒙古通辽和辽宁抚顺已经有了相关判例，投毒者皆被判处投放危险物质罪，获刑三年以上。

  Papi中毒案多次延期审理，案发后800多天，这起非常关注的“北上广深首例宠物中毒刑事案件”，依然没有等来判决。

  尽管Penny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两本书翻遍了，把法条和司法解释都背得滚瓜烂熟，但实践中还是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。

  这两年多来，Penny见了很多人，经历了很多事，从同样遭遇宠物中毒离世伤痛的主人，到拒不配合的物业；从网暴她的陌生人，到面露难色的法官……

  一方面，四川一小女孩被罗威纳犬撕咬受伤住院，引发舆论对不文明养宠的普遍声讨；而另一方面，虐杀宠物、流浪动物事件层出不穷，这些残忍行为也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年底，短短几日，广州几十只宠物中毒，接连毙命。诸多证据说明，有人投放剧毒物质氟乙酸，这种物质毒性极强，零点几毫克即可使人毙命，宠物犬仅仅嗅闻就可致死。

  “小到犬只管理，大到涉诉案件，养宠群体和厌宠群体长期处在针锋相对的状态，基本上没有渠道、没有形式、没有途径平等沟通。”北京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一鸣表示。

  为了将投毒者绳之以法，Penny开始有效学习《刑法》，发现了数条相关罪名——故意毁坏财物罪、投放危险物质罪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、非法买卖，储存危险物质罪……根据行为人投放物品种类、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故意性不同，涉及的法律责任也不同。

  “研究过法条以后，我一度充满了信心。因为看过法律条文和最高法的相关法条解释之后，我发现现行法律其实对公共区域投毒这样的案例有许多适用法条。尽管暂时还没有伴侣动物保护法，但我认为刑法就够用了。”Penny说。

  从证据收集、公诉指控成立、到司法鉴定、精神损害赔偿、再到诉讼期间面临的舆论压力……这场“宠物中毒诉讼”的进行堪称过“五关斩六将”。

  据张一鸣介绍，他接触到的案例，大多数受害人都卡在了证据收集这一步。“投毒地点是否有监控、怎么样确定投毒者、怎样确定投毒剂量和危险品的种类，每一步都很难。”

  但不是所有受害者都能顺利查看监控录像、顺利确定投毒者，甚至很多人都无法确定投毒位置。

  “宠物狗外出时会多次多地嗅闻，有些投毒手段很隐蔽，很难去确定投毒地点、手段、投毒人。即便是确定了地点，证据也可能被清理，或者由于时间长而灭失。”张一鸣解释道。

  检察机关如果认定证据不足，会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，如果证据仍然不足，则会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  “这种情况受害人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自诉，即自行向人民法院起诉。”张一鸣说，“但若遇到证据不足等情况，自诉案件被驳回的概率非常高。”

  Penny说，自己是幸运的，虽然历经波折，但证据收集还算顺利，因此公安机关也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并采取了措施。

  一只狗的价值，是按照购买价计算，还是按照品种的市场价？是否计入饲养的成本？不同的品相、血统、身体健康情况，是否也应当纳入参考？宠物主人对宠物寄托的精神价值，又怎么样做价值折算？

  宠物价值的多少，是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因素。比如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起刑标准是5000元，若要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则需要满足公私财产遭受5万元以上损失的量刑标准。

  但宠物价值认定体系的建立还处在混乱摸索阶段，没有既往的案例可循，认定的标准也很模糊，这就导致在各地已有的判例中，计算的方法也不尽相同。

  Papi中毒案中，司法鉴别判定机构宠物价值评估失败，给出的理由是缺少评估参数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Penny，司法鉴定的类目里没有宠物鉴定的项目。

  公安部门提出，受害人能够尝试自己寻找能完成鉴定的机构， 但必须是有资质的、还是公安部门能出协助函和聘请书的机构。“我一个普通人，特别难找到这样的机构。”

  经过多方打听，Penny找到了一家能够鉴定的合规机构，并给她出具了报价。但当Penny第二次联系该机构时，却又被告知：“他们只和公安部门对接，不接受个人鉴定申请”。

  在庭审阶段，Penny建议法官向宠物店家询价，获得关于中毒宠物狗的市场参考价格，后来她接到法官通知，称已经询价，但是具体价格无法告知。

  宠物因“人祸”离世，对于Penny在内的宠物主人而言，也往往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。法律规定，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，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。

  Penny虽然也主张了因为宠物中毒去世带来的精神损失赔偿，但得到支持的几率微乎其微。

  诉讼过程中，Penny还被另一件看似与“法律”无关的事情困扰，不得不分出大部分精力应付——无休无止的网络暴力。

  “几乎天天都会收到几十甚至上百条质疑甚至辱骂的评论、私信。大多数都在骂我为了一条狗博流量，还有一些是怕狗的小孩家长，形形的人都有。”

  Penny说，她曾在2024年7月因一名陌生人网暴她而向警方报警， 该男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她的个人隐私信息，发送多条信息辱骂她，最终警方作出判罚，对方赔偿500元。“这只是这两年多我遭受网暴的一个缩影。从网络到现实，我能看到理解我的人，也能看到和感受到庞大的阻力”，她说。

  “为了这个案子，我放弃了工作，一旦决定要走诉讼之路，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你要放弃原来的生活，忍受着不被理解的压力，接受人生节奏彻底被打乱的现实。”她说。

  现实中，能像Penny一样坚持到庭审阶段的宠物主人是罕见的。即使是坚持到了庭审这一步，Penny还是需要面对一系列“难以解决甚至解决无望”的问题。

  证据的调取不应该只靠受害人，需要警方、物业以及相关调查人员的共同配合，更需要加强技术方法的应用。

  “宠物在我们生活中的参与度慢慢的升高。不论是物业服务人员，还是执法、司法人员，都应当一步步改变对宠物的观念和认知——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，但宠物对于受害人的作用、意义和价值，往往不同于一般的财产。”张一鸣说。

  对于宠物价值的认定，另一位从事民事诉讼法律工作的律师王薇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宠物价值的认定标准需要尽快确定。

  “不单是宠物中毒时会面临司法鉴别判定的问题。宠物诊疗、宠物伤人、宠物纠纷，目前在民事诉讼领域，这样的案件也慢慢变得多。”王薇薇说。

  张一鸣也表示，当下应当朝着建立宠物司法鉴定标准的方向努力。比如成立专业的鉴定机构、培养专业的鉴定人才、建立标准化的鉴定体系等等。

  “我认为，抛开‘管理’去谈‘保护’是不行的。”王薇薇表示，“大多数人往往忽略了‘管理’这一前提。只有管理到位，才能更好地保护。但是，我们在倡导加强管理的同时，也应对投毒这样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坚决予以。”

  谈到Papi中毒案时，王薇薇表示，当下需要Penny这样绝不放弃的“犟人”，需要这样的案例被更多人关注，不仅是看到诉讼过程的难处，也能看到社会对化解人宠矛盾的解决思路。

  宠物中毒案走上法庭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，还需要一步步解决，最终形成破解之道。